，如同沈一贯等将过错归于已故中兴郡王张居正一般，卫道士们并没有将万恶之源归于皇帝的胆量——非是他们才智短浅，而是恐惧自己的思想向这方面有丝毫的转移。

　　在朱翊钧的强力推动下，“万历新政”变成了“万历变法”；他给予了张居正人臣之极的哀荣，以表露继续贯彻万历变法的决心；他建立了新军、改革了政体，解决了宗室问题，推动扩张和移民——这所有的一切，并非来源于思想解放或生产力的推动，其基础不过是万历五年“白色恐怖”，用鲜血和刀剑强行推动起来的。

　　如今，他强行嫁接的资本枝干已经壮大了，朱翊钧尽管身处深宫，但他从各处的奏报中，也能感受到它正在从历史和现实之中汲取营养，渐露狰狞。

　　但这头猛兽是否同样因为飞梭和纺织机的发明而走上原时空相同的道路，它汲取的营养中是否饱含着人民的血肉，朱翊钧此时并不知道。

　　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朝廷中出现的“隆庆党案”就是那片落下去的叶子。除了沈一贯的同年，下一届隆庆五年的那一榜也有七人结社，因反变法的政治理念相同，这一批与与隆庆二年的沈一贯等人已经合流。

　　随着变法的推进，这个党团逐步扩大，采取了极低调的发育策略并严守秘密，被此时竟然发展到三十多人。这些人在各部、司都有，平时聚会互通消息、针砭人物，并且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就是王通读给沈一贯那篇“结社誓词”。

　　揭帖案中，王通被皇帝面授机宜，主攻方向一直都是反变法的“党派”，抓住了核心之后，案子也顺利告破了。

　　在反对张居正任总理大臣一事上被罢官廷杖的官员中，有一个给事中叫乔祯维。他有一个同族弟弟叫乔礼维。此人中举后来京参加十四年的会试，结果名落孙山。

　　乔家虽不算大富之家，但供家中子弟走举业还是毫不费力的。因此乔礼维就留在京师准备下一次考试，在各种文会和同学间的应酬中接触到“隆庆党”外围人物，并也成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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